奋战在盐碱滩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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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国祥,男,汉族,1938年10月出生,河南郸城人。1960年3月参加工作,196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曾任大港油田3285钻井队队长、钻井二大队大队长、油田机关政治部组织组组长、钻井指挥部副指挥、水电厂副厂长等职务。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。


1964年初,听说华北地区发现了石油,我和几个同乡怀着激动的心情,主动申请前往参加勘探开发会战,并得到了组织的批准。从东北来天津后,又被派往玉门押运钻井设备到天津。

钻机在碱滩上轰鸣

那个年代,长距离运送钻机等大型设备,需要用到“大槽子”火车皮,押运员全程跟车。我和同乡罗斯科接到指令,负责押运两节火车皮的钻井设备。半个月后,我们连同设备一起抵达天津,按指示将设备转运到沧州。到沧州时,我们3240钻井队也从沧州转到了歧口,准备钻探歧1井。为了方便施工,就近用木杆、竹篱笆、泥巴等简易材料,建起了4间简易房和1间办公室,作为临时办公点和住所,100多人得以安顿了下来。由于缺乏大型的吊装、拉运设备,大伙开动脑筋,想办法把钻井设备拆卸成小件,化整为零,每天凌晨开工,晚上11点下工,一件一件地搬、一点一点地装,整整忙活了半个多月,才把设备安装到位、调试运转正常。

在这青天一顶、荒原一片,白花花的盐碱滩上,歧1井正式开钻。大伙热情高涨,全身心投入钻井施工,杂活、脏活、累活、苦活抢着干,想办法早日钻完、早日见油。勘探指挥部领导到钻井现场慰问,肯定了我们的工作,还特别给每人发了两盒烟,更加激发了大伙“开足马力”抓生产的干劲儿。歧1井完钻后,我们又迅速打了歧12井,并见到了良好的油气显示。

鉴于良好的勘探开发形势,勘探指挥部决定扩大队伍规模,我们3240钻井队扩编成3240和3285两支钻井队,我被提拔为3285钻井队副队长。3285钻井队转战白水头,连续打了多口井。那时候,油田的环境恶劣,基础条件差,到处是坑洼不平的土路,想与指挥部、其他队伍沟通信息,主要依仗报话机,近处上井靠步行,远处的大多要搭乘运送材料的卡车。记得有一次,指挥部通知到总机厂开现场会,我们随身带着文件资料,提早从下午4点出发,穿过一片片的芦苇荡、绕过一个个的盐池子,步行了16个多小时,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赶到会场。

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上半年,我担任3285钻井队队长,带领全队到实验区打井。我发现实验区的地势相对平坦,钻井搬迁距离大多在几百米左右,而拆装、吊运钻井设备却是费时费力,就开展全队大动员,队干部、焊工、操作手、钻工等一齐上阵,把爬犁焊接在柴油机、泥浆泵等大件设备的下面,钻完井后直接用拖拉机拽着爬犁,整拖到新井场,实现了当天搬家、当天安装、当天开钻。钻机一响,全员围着井口转,全队上下发扬“有条件要上、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”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,干部24小时轮流驻井,设备白天黑夜连轴转,最快24小时钻进了1000米,一个月打了四五口井,真正抢出了施工进度,取得了进尺“日上千、月上万”的优异成绩,得到了领导的点名表扬。

难忘的国庆观礼

1968年,我有幸被组织推选为石油工人代表,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,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,受到了周总理的亲切接见。

当年10月1日,我身着“道道服”,以石油工人代表的身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旁边的观礼台,看到了城楼上的毛泽东、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,听着三军将士的嘹亮口号,近距离观看群众游行队伍,内心跟着呐喊,让人热血沸腾,兴奋得不得了。

周总理特别关心大港油田的建设和发展,特别与我面对面地交谈了好一段时间,询问油田的发展情况,并表示要抽时间到油田去一趟,看看油田的勘探和建设情况。我把自己工作现场及知道的情况一一作了汇报,告诉周总理大港油田的油层比较深,和大庆油田不一样。油的质量比较好。得知油田的风沙特别大以后,周总理更是表示,石油工人天天在风沙里工作都不怕,自己更不会怕风沙,更要亲身前往一线看看石油工人。

参加北京国庆观礼、接受周总理接见的这段经历,令我荣幸至极,更让我永生难忘。我把与周总理的亲切谈话,牢牢地印刻在心中,成为激励和指引自己更加奋发有为、努力当好一名石油工人的行动指南。在以后的日子里,我始终严格要求自己,用实际行动兑现“我为祖国献石油”的诺言。

从北京回来后,指挥部将我调到油田机关组织组任副组长,主管组织、干部、青年、建委等工作。虽然调到了机关,但心里一直挂念一手带出来的钻井队伍,经常梦到与大伙在井口钻井的工作场景。每逢休息日和节假日,我都会提前打听钻井队的施工地点,穿上“道道服”和他们会合,一起吃住、一起干活、一起拉家常,一直坚持了两年多的时间。

重回火热的战场

1972年,通过再三向组织打申请,我调回钻井二大队任大队长,管理18个井队、近2000人,下辖的钻井动力遍布油田港东、港西及沧州沧县、黄骅等各个区域。调回钻井的我,格外珍惜与兄弟们一起奋斗的日子。钻井施工常年无休,我每天早晨5点多赶到调度,查看夜间值班记录,了解井队的运转情况。吃过早饭,揣两个馒头,骑上摩托车一路往西,过大中旺,到羊三木、再到羊二庄··· ···每个星期,要把所有井队跑两遍,检查生产组织运行情况,遇到难题现场办公解决。一次巡井时,摩托车压到了“土疙瘩”,我连人带车被甩出去一米多远,扭伤了脚踝,强忍着剧痛赶到大队卫生所,大夫边涂药边叮嘱说要好好休息几天。当时正值月底,我心里只有钻井指标任务,坚持挺着肿得像芭蕉杆一样的小腿,一瘸一拐地上井队,与工人们一起战泥泞、斗疲劳,紧盯指标,攻坚啃硬,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各项指标任务。

1975年,指挥部抽调一多半的钻井队伍参加任丘会战,我所带的队伍也被全部调走,组织安排我到钻前任大队长,负责开钻之前的平井场、打基础等准备工作。一年后,我又调任钻井运输大队大队长,负责井队车辆管理、钻井搬迁运输等工作。1977年,再次调到水电厂任生产办公室主任,管理着三个水井队。当时油田加速发展,生产生活用水紧张,我带领水井队打响服务油田生产生活用水保卫战,半年时间打了10多口水井,缓解了油田水源供应的燃眉之急。

大港油田地处渤海湾,区域内可见的都是咸水,周边村庄也大多存在喝水难、用水难的情况。记得张巨河村负责人就找到水电厂,请我们给村里打口水井。随后,水电厂和张巨河村分别向石油工业部、河北省政府申请,拿到了开采水井的批示文件。我带着技术人员深入村里实地考察、勘测,选定打井地点,与队员们一起打井挖掘、铺设管道··· ···前后干了十多天,成功打出了一口甜水井。源源不断的地下泉水向上喷涌,顺着管线流到各村民家里,整个村子都沸腾了,村民们在试水现场欢呼,把我们水井队爱称为“盼水妈”。再后来,我们路过海堡,或是在海堡周边打井时,那里的村民一见到我们就喊:“盼水妈来了,盼水妈来了!”

播种在希望的田野

1979年,我调回钻井指挥部任副指挥,一年多后调到二线,负责钻井的三产、生活、后勤等工作。

1981年,地方政府暂停了非天津户口职工家属的粮食供应,钻井家属中有3000多人没有天津户口,面临粮食短缺等问题。我组织科室人员研究、商讨解决办法,最后一致决定自力更生,采取多种经营等方式解决家属的供粮问题。在打听到南方某酒厂需要大量的高粱后,我们先后与山东、江苏等地的酒厂联系,用自产的高粱换酒厂的麦子,并从安徽购进了一套加工面粉的机器,把换来的麦子磨成面粉,供应给家属。

为了增加高粱产量,我到地处大港、西青、静海三地交界的团泊洼四分厂调研考察,与团泊洼基地科研所农业处副组长王国栋沟通交流增产办法。借鉴他们的成熟经验,针对盐碱地地势低、农作物产量低等情况,调集了几十辆大水罐车从油田拉淡水到团泊洼“压碱”,改善土壤质量。当年高粱产量从以往的70多万斤长到110多万斤,从酒厂换到了大量麦子,解决了油田家属的供粮问题。与此同时,争取到上级部门的支持,在团泊洼四分厂打了几口水井,解决了职工及家属的生活、生产用水难题。

1984年,我调到水电厂任副厂长,负责武装、保卫、生活、卫生、管理站等工作。在与家属管理站会计沟通时,了解到家属工收入低,普遍生活困难,就想着要提高家属工的收入。当时,水电厂每天有大量外排的热水,请教渔民说热水可以养罗非鱼,当即向天津市水电局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咨询情况,到大港区水电局寻求帮助,制定形成了热水养鱼方案并报请油田公司审批通过。选定了红旗路以北、水电厂至配件厂的荒地,清理芦苇,开挖鱼塘,调配了挖沟机、推土机等作业车,大张旗鼓地开展清淤、挖深、固基、护坡以及道路、电力、进排水、投饵和增氧等设施建造,从海堡请了两位养鱼专家现场指导。当年投苗的罗非鱼喜获丰收,油田各单位都到鱼塘拉鱼,丰富了职工的菜篮子,也获得了非常可观的收入。特色养鱼产业,让家属有活儿干,收入有保障、生活有改善,也助推了油田生产生活的发展进步。

一路走来,我把自己与石油工作紧紧相连,不论春夏秋冬,还是晨起日落,不管酷暑严寒,亦或刮风下雨,始终用无限勇气和动力践行初心使命,挥洒汗水、奉献力量,为大港油田石油上产尽献自己的微薄之力,也为自己的工作历程写下光辉亮丽的一笔。